7月能源供给形势总体平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46]在理论上，反驳一种主张的最好做法，应当是将这种主张最佳的样子呈现出来，然后再予以否定。简单地说，由于义务教育本身就是以尽可能避免社会不平等的方式，来对人类智力方面能力的改进。

[39]其一，这对那些未获得人类改进的孩子公平吗？显然这是不公平的。B.改进的主体，即由谁来进行改进的问题。[17]这些讨论的目的，并不是证明改进拥有超过治疗的道德重要性，而是说并不能因此就推断治疗比改进更重要，所以允许治疗、但不允许改进就是合适的主张。相应地，所要回答的问题就变成了这副模样：有理由反对在技术上安全的人类改进吗？或者说，技术上安全的人类改进存在什么样的道德风险，以至于必须忽视这种改进所带来的好处而予以禁止？ 这些问题本身，其实已经指明了基本的论证方向。然而，由于被政府掌控的人类改进是一种全目的式的改进，这种通用性改进方式本身，其实已经蕴含着一种明确的规范性要求：改进者必须以对不同的生活计划表达中立的立场，而不能将自己不认同的生活计划排除在人类改进之外。

二、治疗与改进的区别 关于人类改进的讨论，一开始都要处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道德直觉：无论是人类改进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基本上都会认同以基因编辑的方式来进行治疗之做法的正当性。[38]因此，你之所以获得值得赞扬的这个成就，而类似条件的其他人却并未到达这个程度，这是选择和努力所带来的结果，这是你赢得的，也是你应得的，因此也是值得道德上肯定的。这是权利存在的意义，它使得采取与权利要求相反的行动，为道德所禁止。

此外并无第三种可能，并且显然，是这种理解引发了无穷回溯的难题。[3]为实现这个论证目标，讨论的顺序将如此展开：首先，由于不可放弃的权利本身就是不清楚的观念，所以我将用二、三、四节来讨论各种相关的权利现象，用以澄清不可放弃的权利的基本含义。以生命权为例，这个故事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粗略来讲，伤害原则的意思是说，必然存在一个阻止对未表示同意者施加伤害的道德理由。现在就足以发现，为什么尊严比生命权更严峻的挑战了权利可放弃的看法。

[17]例如，中国的宪法中并未规定迁徙权和罢工权，这类权利就等于被剥夺。所以，就像不可放弃的权利一样，这些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权利，实际上是错误认识这两种道德禁止所带来的理论错误。

[16] 一个麻烦的关键问题，紧接着摆在面前：剥夺（forfeiture）能否针对一类权利而发生？这是什么意思？刚才所讨论的剥夺，都是针对特定人所拥有的特定权利而言的，那么可否剥夺这类权利？例如，张三因为犯罪被剥夺了选举权，那么选举权这类权利可否被剥夺？这成了一个难题。具体说来，在涉及权利的实践中，权利是做出对/错这样道德判断的根据。因为，支持者并没有主张所有的权利都是不可放弃的，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他们只是认为某些权利具备这个属性。通常被视为不可剥夺的（人身）自由权和生命权，就是如此。

同前注[42]， Pierfrancesco Biasetti文，第150页。[25]显然，如果不可放弃的权利在概念上是成立的，那么它将与选择论的第二项主张矛盾，但却可以匹配利益论的所有主张，于是选择论就成为错误的权利理论。[19]例如，端午节是法定假日的权利，它当然可以被彻底取消，也可以被改为重阳放假的间接方式取消。如果它是道德禁止，那么相反的举动并未因为权利的放弃，而获得道德上的允许。

如果我还在旁边，就无法主张御寒重于换钱而将衣服给予御寒的人，因为这个决定的做出资格和效力，需要以我的权利未被放弃作为条件。因此，关于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讨论，并不影响权利是否可以放弃这件事情。

然而，这并不表明，我认为权利是可以因为具有被放弃的性质，就可以随意被侵入。进而言之，霍菲尔德的讨论本来就是建立在所有权利均可放弃的基础上对权利展开的分析，所以它在一开始就是否认不可放弃的权利的。

我有特权或自由(privilege or liberty)，你有无权利(no-rights)。它的基本结构如下：如果承认存在不可放弃的权利，那么权利人A将同时拥有主张（权）（claim）与无能力（disability）。或者说，在一个跟权利无关的领域或事项上，只要另外的道德理由压倒既有的道德理由，那么我就应当按照前者行事，这既不是一个纯粹的道德错误，也不是一个指向性的道德错误。[27]H. L. A. Hart, Legal Right, in his Essays on Benth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83-184. [28]同前注[14]，Terrence McConnell文，第41页。这种权利在结构上和不可放弃的权利基本一样，除了它能够导致主张国家提供受教育和劳动的机会之外，不接受教育和不从事劳动也被认为是错误。[3]此外，这会带来一个文章正文中不太会直接讨论的附余成果：意志—选择论因为更好的匹配这一点，应当被视为唯一正确的权利理论。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权利人同时拥有无能力，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无能力，通常只能被理解为一种限制，[26]它使得权利人放弃权利的行动变得没有意义，所以无法将他人从与该权利对应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但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拿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无能力为例，它说明我的意志行动对事情X而言，是不相关的。

因为，此时无能力引发豁免从而导致的无穷回溯的逻辑链条，因为一开始就不存在无能力，以致根本无法启动。相应的，一个权利如果是可放弃的，在它未被放弃之前，那么它将只会受到指向性道德错误的保护。

然而，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C所拥有的这个豁免是否可以放弃？如果是可以放弃的，那么C将同时拥有豁免和权力。所以，是不是一台好电脑，就是使用者（我）的价值判断。

[23]显然，前者是相对于权利人而言的不可放弃，后者是相对于其他人而言的不可放弃。一般来说，权利是一个规范性概念（normative concept），而不是描述性概念。你很难想象，权利人所拥有的某项特定权利，不因他的道德错误而丧失。这表明，如果尊严和权利是虽然有关联、但仍然不同的两件事情，那么即使承认尊严是不可放弃的，也不会自然就得出权利是不可放弃的这个结果，所以尊严的不可放弃并不必然挑战权利的可放弃。

[23]Thomson实际上区分了三种类型，但我认为第二种类型并不独立，所以简化为以上两种类型。反之，你的行动就会被道德评价为错误。

如果这个说法是成立的，那么不可放弃的权利在实践上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例如安乐死式的主动放弃和洞穴奇案中同意放弃，都将因为生命权不可放弃而成为道德上的错误。显然，所谓可放弃的权利，并不等同于基于事实条件成就而出现的权利的丧失，也不等同于因道德错误而导致的权利的被剥夺。

[46]同上注，第150-151页。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71-173. 作者简介：陈景辉，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20年第2期。

然而，即使尊严是可以被放弃，但这并未如同生命权的放弃一样，导致正当剥夺他人尊严的机会。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理论家曾经提出了两种权利的划分：自由的权利（discretionary rights）与强制的权利（mandatory rights）。让我先从下面这个具有导引性的问题开始：不可放弃的权利的道德论者，会如何对待自愿安乐死（voluntary euthanasia）？无论是凭借家长主义还是依据伤害原则，道德论者均认为生命权是典型的不可放弃的权利，那么他们如何看待自愿的安乐死呢？基本上没有例外，他们均以明示和默示的方式表示，在某种条件下的自愿安乐死是正当的。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生命比尊严更加重要。

虽然这样的论证看起来会使得不可放弃的权利在概念上是成立的，但是这一开始就将权利现象等同于自然事件或者自然事实，这违反了关于权利的一般看法。但同时，这也将导致权利必然是可放弃的，因为L的权力将会连锁性地解除其他所有人的无能力，以致最初被认为拥有不可放弃的权利的A，也将同时拥有主张（权）和权力，而不再拥有无能力，于是A的权利就将具备可放弃的属性。

那么，能不能因此就主张权利是可放弃的呢？这仍然会遭遇另外的困难：如果一个权利是可以放弃的，那么这将意味着，我的意志行动或者权力（我的选择），会将其他人从权利禁止中解放出来，重新使得它获得道德许可的效果。[51]对尊严的完整讨论，请参见George Kateb, Human Dign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Michael Rosen, Dignit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52]Meir Dan-Cohen, Dignity and Self-Creation, in his Normative Subject: Self and Collectivity in Morality and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151-158. [53]同前注[51]， Michael Rosen书，第29-30页。

然而，前面的分析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混淆了权利所施加的道德禁止与独立于权利的道德禁止，误以为后一种道德禁止，也是权利内容的组成部分。[32]同前注[14]， Terrence McConnell文，第31、35-36、54页。